郭沫若的考古学成就有多高呢？近代中国有四位研究甲骨文的比较好的级别学者，被称为“甲骨四堂”，而郭沫若就是“鼎堂”。郭沫若对甲骨文研究，主要是在日本流亡期间，其中《中国古代社会研究》中收录的《卜辞中之古代社上会》一文，是代表他甲骨文研究的较好之作。
当时有这样一个现象，大凡出现难以识别的文物，几乎都找郭沫若的论证。安徽博物馆里有一件名为云纹五柱器的文物，造型奇特，很像我们日常使用的路由器，因此广为人知。云纹五柱器整体构造分为两部分，上部为五个并列矗立的圆柱，铸在好似屋脊的短柱基上，长短粗细相同，距离互等。下部是空腹方座，圆角方形，四壁微鼓，四壁和柱基都铸有漂亮的双勾云纹。
这件文物出土于1959年，地点在皖南屯溪市西郊修建飞机场。安徽考古专家弄不清这件文物的用途，曾专门请教当时的考古权威郭沫若先生，但他端详了半天也弄不清具体用途。甘肃泾川在上世纪70年代发现了舍利子，经郭沫若鉴定为国宝级文物。诸如类似的情况，还有很多，足以说明郭沫若在考古学上的成就。
郭沫若晚年，由他主编的大型甲骨文汇编《甲骨文合集》，被认为是新中国古籍整理研究的相对较大成就。总之，郭沫若在考古学上的成就颇高。